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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选】合理怀疑的根据论和融通论研究进路
2021年08月24日 14: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作者:栗 峥 字号
2021年08月24日 14: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作者:栗 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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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怀疑是合理的?这是适用合理怀疑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广义上说,怀疑本身就是合理的。可以把单纯依赖可能性基础上的怀疑称为合理怀疑的“一阶形态”。一阶形态的怀疑并不具有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考量价值。从狭义上说,解决“什么样的怀疑是合理的”这一问题,需要将“合理”的阐释推向深层。

  在这方面,本文采用苏珊·哈克的认识论理念与逻辑哲学观的分析思路,结合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自身的特殊性,尝试建立合理怀疑的多阶形态体系。这一体系首先基于两种相互竞争的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合理怀疑指有根据(或理由的怀疑),根据(或理由)即是证据支持或可检验的线索,简称为“根据论”(或“理由论”)。另一种思路认为,合理怀疑指符合经验融贯的怀疑,即对常识、情理、普遍认知等诸种经验彼此融通、共同通过推理达成一致的怀疑,简称“融贯论”。

  根据论的基本立论方式在于承认下述两个命题:

  A:怀疑必须是被导出的,一个合理的怀疑需要借助于一个或多个证据或可验证线索的支持。

  B:怀疑之所以合理,不依赖于其他怀疑的支持。

  根据论认为,在怀疑的无限多种可能性中,只有有证据(或线索)支持的可能性才是有价值的。证据支撑了怀疑,使怀疑从不确定变得独一无二。如同事实依赖于证据一样,对事实的怀疑也必须依赖于证据,没有证据的怀疑就是无根据的无意义怀疑。根据论的优势在于,它将对事实证成与证伪的基础全部合并归结于同一材料——证据,使司法证明的论证体系保持一致的素材源头与求证路线。从宏观理念上看,该说无可厚非,但在微观层面上却难以操作。证成与证伪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论证,证伪所获得的怀疑与证成所获得的信念差异巨大。证据作为一种确定的基础,可以推理出一个确定的信念,却如何推导出一个不确定的怀疑?比如,一个证明犯罪嫌疑人不在场的证据只能得出一种“不在场”的信念,而不是一种“不在场”的怀疑。不在场的怀疑意味着模棱两可的判断状态,这就要求支持不在场怀疑的证据也必须模棱两可,但这不是证据的应有属性。实际上,支持不在场怀疑的应当是既无在场证据也无不在场证据所导致的不知犯罪嫌疑人在场与否的状态,而不是一个确定的不在场证据。这样看来,没有证据比有证据更支持不在场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根据论强调证据基础的立论前提。

  证据支持的怀疑可以称为合理怀疑的“二阶形态”。相比于无限度的一阶形态,二阶形态从众多可能性中发现了一种有支撑根据的可能性,并使怀疑找到了出处,它的合理性是建立在证据确定性基础上的。当然,这种确定性在适应怀疑本身的不确定性方面还显得笨拙与机械。对此,融贯论看出了根据论的局限,提出了以不确定性对待不确定性的合理怀疑的“三阶形态”。它认为,“合理”只是指怀疑之间的一种关系,必须用怀疑去解释怀疑,合理怀疑就是与其他怀疑相融贯的怀疑,其立论方式可以表述为如下两个命题:

  C:怀疑之所以是合理的,当且仅当,它属于一个融贯的怀疑集合。

  D:支撑怀疑的并非来自案件中的证据,而是裁判者自身所具有的常识、经验、逻辑等普遍认知。

  融贯论认为,对一个案件事实构成合理怀疑,只能依靠该案中各种怀疑之间的相互支持;一种怀疑是合理的,当且仅当它与该怀疑系统中所有其他怀疑相融通。在融贯论看来,不存在仅靠证据支持的单向度的单一怀疑,怀疑必须是复数的,且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网络,每一个怀疑不能单独存在,它仅是该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它的存在是得到其他怀疑支持的表现。这意味着,没有一种怀疑是无限可能维度上的任意怀疑,每一种怀疑都被其他怀疑所共同牵制,只有达到内部一致性,即逻辑上的无矛盾性,怀疑才会被认可。更进一步说,怀疑最终是否具有合理性,完全依赖于这个网络的组织结构的稳定性,而这一点又决定于网络中各疑点之间的融合程度。在融贯论看来,只要它表明它对于裁判者而言属于某个具有最大的解释力的怀疑系统的成员,那么它就是最合理的怀疑。

  在根据论的观念中,合理怀疑是一种层次递进的单向度推展:证据决定合理怀疑,有限证据决定低度合理怀疑,充分证据决定高度合理怀疑;疑点力量聚合为怀疑的力度,单线条递推累加形成怀疑层级上的合力。而融贯论与此截然不同,在它的观念中,没有怀疑之间的等级结构,怀疑网络呈现全方面的圆形辐射,不存在特殊的“基础节点”,所有的怀疑之间形成彼此平等支撑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融贯论中的合理怀疑体现出一种整体论的系统结构。这一点显然优于根据论的线性论证结构。

  融贯论也有缺陷。其一,融贯论切断了怀疑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根据融贯论的立场,融贯仅要求体系内命题的一致性,以至于完整性代替合理性——只要求内部逻辑统一、前后相符,并不考虑与外界的对接;更进一步说,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怀疑体系可以与外在现实世界毫无关联且足够合理,这显然是荒谬的。合理怀疑终归为证明事实服务,如果不能正确描述与反映案件现实,怀疑的合理性就是空中楼阁,于实践无用。况且,一个与外在现实世界完全切断联系的怀疑体系,如果还能够有效地击破基于证据所构建的事实,那要么是传说,要么是奇迹。

  其二,融贯论这种前后一致、首尾相连的证成方式使自己陷入到循环论证的泥潭之中。假设裁判者甲怀疑A。甲对A的怀疑被证成了吗?假设甲是在怀疑B的基础上怀疑A的,于是,他对A的怀疑未被证成,除非怀疑B被证成;假设甲是在怀疑C的基础上怀疑B的,那么,他对B的怀疑未被证成,除非他对C的怀疑被证成;假设甲是在怀疑D的基础上怀疑C的,那么,他对C的怀疑未被证成,所以对B的怀疑也未被证成,所以对A的怀疑也未被证成,除非……

  现在这一环环相扣的相互支持的局面存在四种结局:一是这一序列一直绵延下去没有终点;二是它终止于某个未被证成合理的怀疑X;三是它构成一个圆圈;四是它终止于某个被证成的合理怀疑W,但W的证成却不借助于任何其他怀疑的支持,那么,第一种和第二种均意味着整个怀疑的链条均未被证成,没有合理性;第三种意味着链条构成一个循环的圆圈,相同的怀疑都只是在相互传递,合理性实际上仍没有被证成;第四种则恰恰是根据论的断言,单纯的相互支持根本是不切实际的,终究要依赖系统外部客观证据的输入来作原始支撑。

  由此可见,无论是一阶形态、二阶形态还是三阶形态,都不能构成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合理怀疑。不过,综上分析,我们却惊奇地发现,一种观点的缺陷往往是另一论断的优点,如果我们以高阶形态为蓝本,同时适当融入低阶形态的优势,尤其将根据论与融贯论相结合,彼此互补,即在三阶形态的基础上增加二阶成分,就可以获得对合理怀疑的圆满解答,笔者将其称之为“四阶形态”。四阶形态包含对合理怀疑的如下两个命题:

  E:怀疑之所以是合理的,首先意味着它属于一个融贯的怀疑集合。

  F:支撑怀疑的既需内在融贯的其他怀疑,也需外在证据。前者是充分条件,后者是必要条件。

  对于“什么是合理的怀疑”,四阶形态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融贯且真实。合理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体现在融贯性,即一个怀疑是否合理,首先看它是否能与该案中的其他怀疑融为一体。这又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一致性,此怀疑与彼怀疑前后连贯、逻辑相投、无矛盾冲突;二是完整性,各怀疑之间构成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完整体系,形成一个整体的故事版本。融贯性要求单纯的怀疑或有一定理由的怀疑都不构成真正的合理怀疑。合理怀疑必须达到与基于证据所建立的事实版本相抗衡的程度,这意味着,它也必须建立一套不同版本的“故事”,从一致性与完整性上丝毫不应输于事实版本。唯一不同的是它依据的更多是基于经验的怀疑,而不是调查得来的证据。

  至此仍然不够,另一方面还需要落脚于真实性。一个纯粹虚构的故事即使编织得天衣无缝也终究是幻象,对证明事实毫无意义。为了防止单纯强调融贯性所导致的与现实世界的脱离,经验性的怀疑也需要寻找到与外在客观对接的端口证据。这样做有三点好处:一是刈除虚幻的想象,澳门伟德官方真人:让对事实的怀疑足够“接地气”。二是打破循环论证的困局,使无止境的追问止步于客观证据,防止无根基的怀疑贯穿论证圈。三是使怀疑可检验,只有依托与真实世界的对照与反观才能阻止虚假对真相的威胁,证据检验正是对整个怀疑体系进行“体检”的最好方式。当然,考虑到证据与怀疑的证明关系并不像证据与信念之间的证成关系一样稳定可靠,故对支持怀疑的证据要求并不是强基础主义的,而是弱基础主义的,也就是说,它并不要求证据与怀疑之间建立不可推翻的推论,而仅强调证据对怀疑暂时的、相对的、可撤销的、可修正的支持关系,部分证据能够为部分怀疑提供某种最佳解释即可,并不期待牢不可摧的证明链条。

  综上所述,作为判断事实真相对立面的合理怀疑,并不单纯体现为裁判者内心虚无缥缈的主观认知或直观感受,实际上,合理怀疑存在一个相当高的客观整体性标准:应当达到各疑点组合融贯后的独立版本的程度,即满足一致性、完整性、真实性与独立性的四项标准。对合理怀疑的要求正体现出适用刑事证明标准的谨慎与对人权保障的重视。

  基于类型学原理,提炼升华出八大具有操作性的怀疑版本:(1)依赖口供且存在相反供述型;(2)仅有证人证言型;(3)在场与不在场证据并存型;(4)时间、地点、人物、工具等存在双重解释型;(5)有悖逻辑常识、客观规律或一般经验型;(6)缺乏客观性证据型;(7)另有真凶可能型;(8)多被告、多证人陈述不一、相互矛盾型。随着案件形态的进化,类型学研究也需不断丰富完善。这恰恰表明,理论对实践的开放性与互动性。而这八种类型正是将实践形态类型化、理论化的一次基础性尝试。另一方面,这八种类型模式完全出自中国司法鲜活实践的案例总结,本身就带有强大的地域基因与本土优势,所以,当它们反馈到实务中去指导案例评判时,必然会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世界中的一项古老制度遗产,构成了英美“刑事司法系统的根本基础”。在美国,“这是所有法院都同意的一点,几乎没有人质疑。”就起源而言,虽然合理怀疑用于刑事审判的确切时间及最初演化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8世纪末以来,合理怀疑在英美刑事司法系统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1970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威希普(Wiship)案第一次确立了“合理怀疑的宪法地位”,明确规定,“国家必须证明有罪的刑事犯罪的每一个要素都超出合理怀疑,才能对被告定罪”,并将合理怀疑作为无罪推定的基础与减少事实认定错误、降低定罪风险的工具。虽然强调了合理怀疑的重要性,但一直以来,美国法院并没有给出合理怀疑的确切定义。直至1990年,在凯奇(Cage)诉路易斯安那州案中,初审法院第一次明确定义了合理怀疑:“这种怀疑必须是合理的;这是建立在真实有形实质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仅仅是任性和猜想,必须如此怀疑以至于导致严重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由于证据不令人满意或缺乏证据而在你的脑海中引起的。合理的怀疑不仅仅是一种可能的怀疑,这是一个实际的实质性怀疑,一个合理的人可以认真对待的疑问。它所需要的不是绝对的或数学的确定性,而是道德的确定性。”这一定义给出了合理怀疑的三个核心构成要素:“实质性怀疑”、“严重不确定性”与“道德确定性”。然而,这三个要素后来都被最高法院所否定。最高法院的理由是,使用“实质性”、“严重性”、“道德确定性”并不恰当,将它们组合起来容易产生更大的混乱与误解。但是,在拒绝的同时最高法院却没有解释或澄清合理怀疑应该是什么。

  美国法院关于合理怀疑的判例的顶点是维克多诉内布拉斯加州案。在该案中,法院认为,“宪法并不要求使用任何特定形式的词语向陪审团提供证明的指示,相反,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正确地向陪审团传达合理怀疑的概念。”法院认为法官仍有责任向陪审团解释合理怀疑的概念,并将合理怀疑聚焦于“在重要事项上犹豫不决的疑问”,同时重申宪法既不禁止也不要求给出合理怀疑的定义,但法官需要向陪审团指示以确定他们理解了合理怀疑。维克多案之后,美国司法实践针对合理怀疑产生了大量不同的定义表达,比如,“基于理性与常识的怀疑”,“真正的、诚实的怀疑”,“不是模糊的、猜测的或想象的怀疑”,“可以说出原因的怀疑”,“认真给出理由的怀疑”,“不能产生持久信念的怀疑”等等。“所有这些都指向了最终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合理怀疑’。”

  通过回溯历史,惠特曼发现,合理怀疑其实是一种基督教神学基础上的安抚裁判者内心焦虑与良心谴责的道德慰藉,而无证明事实的作用。用它面对各种复杂的现实与事实不确定性时,其理论的中空性就暴露出来,对实践的建构性亦无从谈起。这一点,英美法系至今尚未解决。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原题《合理怀疑的本土类型与法理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征/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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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栗 峥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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